谢维和：教师怎样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敬仰

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亦喜亦忧的两件事：

喜的是，谢教授询问澳大利亚的一位教授：在西方教师看来，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答：师生关系的融洽和学生对老师的尊敬。

忧的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师生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危机，包括网络和媒体上传播的各种关于师生矛盾的报道，甚至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

谢教授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难道中国教育的这种传统优势正在失去吗？是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正在经历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

师生关系怎么了？

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我甚至愿意将它称之为教育的基础性关系。更加重要的是，师生关系是所有教育关系和规范的微观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了学校的制度和国家的体制，也是一切教育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最终的着眼点。

然而，某些调查和研究却在告诉我们，尽管这种体现中国教育传统优势和特色的师生关系整体上仍然是健康的，但在某些地方却正发生着一种非常可怕的变化。有研究反映，我国中小学师生关系出现了某些师生关系扭曲异化的现象，如情感淡漠、互不尊重甚至相互敌对、亵渎生命等。

其实，这种师生关系的紧张与变化，又岂止发生在基础教育领域，在某些大学的校园中，师生关系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

如果说教育经费的短缺和教育体制的弊端等妨碍了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那么师生关系的变化则是直接内在地伤害了教育的精髓和本质。因为它从根本上破坏着教育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个因素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变化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与某些现象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从逻辑和现实经验分析，某些现象和因素确实非常有可能导致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从教师方面来说，恐怕至少有三个因素。

其一，师与道的分离

所谓“师与道的分离”，这里指的是现在的部分教师与教师本身所应该代表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和理想信念之间出现了分离的现象。从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教育文献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教师之所以能够具有“天地君亲师”的地位，之所以能够获得“师道尊严”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理想信念。

正如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所说的那样，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是“传道”。而儒家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将教育的文化传承上升到了道统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应通过教导人民而治理国家的独特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意识，而教师的“师道”地位与“传道”职能正由此而来。

实际上，许多师范大学校训中所倡导的“身正为范”的“正”，讲的就是这种理想信念和完美人格。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戴，并非仅仅是对教师个人的尊重和爱戴，而是对教师所代表和体现的这种文化道统和理想信念的尊重与爱戴。这正是中国教育中良好与和谐师生关系的道德基础。

因此，如果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忘记了自己身份的这种文化与道德根据，不能以身垂范，仅仅将自己看作一个教书人，尽管你对学生非常呵护，也具有高超的教学技巧，甚至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你也很难得到学生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其二，师与真的分离

所谓“师与真的分离”，指的是教师与其所传授的知识的客观真理性的分离。显然，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与敬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能够给他们传授科学、客观的知识与理论，进而为他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与能力。

可想而之，如果学生从教师这里得不到对他们的发展有真正帮助的知识与能力，他们凭什么去尊重你呢？可是，这种现象还真的发生了！

由于某些政策过分地强调学校知识与日常生活教育的融合，甚至是以某种方式过分地高扬日常生活教育的价值而贬低学校知识，以至于在客观上消解和削弱了学校知识的真理性和教师的权威性；

近年来教育理论界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过分推崇，过分地强调了知识本身的社会性和人的主动性，由此不可避免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导致了知识的去客观性以及真理的相对主义和知识领域的霸权主义，以至学生感受不到教师在知识传授上的权威性和学校知识的真理性；

另外，有些人，包括学者甚至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便利，学生可以从学校和课堂之外，获得和学到更多更加有用的知识，学校课程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而没有真正认识学校教育中课程知识独特的真理性价值以及与网络知识的区别。

试想之，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学校的消亡，我们的教师如果还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敬佩，那才真是奇了怪啦！

其三，师与育的分离

所谓“师与育的分离”，指的是教师的名分与现实的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分离。想当初，教师的称号是何等的荣耀，是“红烛”“春蚕”“园丁”，还是“灯塔”“金钥匙”与“桥梁”，还能够“塑造灵魂”，等等，所有这些比喻和称号，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教师的“育”包含了一种奉献、给予和自我牺牲。

由此我想起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一个故事。1943年，一位李姓人士给马一浮先生致函，并以“师”称呼马一浮先生。这本来是一种尊重，可马一浮先生却十分严肃地回复道：“凡世间名字称谓，各有所当，岂得混乱而施。又贤固未尝及吾门，未具师资之礼而遽自称弟子，亦为不可。若依通俗以先生见称，自称后学，此犹不失于礼也”。马一浮先生对教师名称的如此看重，正是体现了对教师地位和名誉的尊重。而且在他看来，“师”一定是与“育”相关的。

但是，现在有些教师所从事的活动与这种“育”分离了，他们将师生关系涂抹上了一层“交换”的色彩，以至于有些学生将做家教的教师比作自己家里的保姆。如此看来，师生关系必然出现冷漠和功利的现象。

更有甚者，以往如此荣耀的教师称号如今可谓满天飞，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地自诩为“老师”。“教师”的称呼也可以随意地赋予任何人，也不管他是否真的名副其实，是否真正履行了教育的神圣职责。

试想之，这种不能体现文化传统与理想信念，不能传授真正客观的真理性知识，而且与真正的教育分离的教师，还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敬仰吗？

师生关系的变化并非孤立的现象

其实，教育领域中师生关系的变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代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传统代际关系所遭遇的挑战。

应该看到，这种代际关系的变化常常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而在这种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青少年学生本身的变化。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社会青少年学生本身的变化正是影响今天师生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获得了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他们所接触的世界更大，视野更加开阔，知识更加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老师和前辈。

据说，在某些城市举办的知识测验或比赛中，有些中学生的成绩已经超过了老师。而在一些类似汉字和成语比赛中青少年学生的表现和得分，也可以使他们的老师和成人汗颜。

其次，今天的青少年学生已经不仅仅是尚未成熟的成人，而是形成了他们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以至于对师长和前辈们的教诲产生了质疑。记得前些年有一首歌曲“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坏小孩”，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它的歌词是：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那种坏小孩，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虚伪的乖小孩。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超出，超出你们的时代，请你们替我想想，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好久以前我的脾气，就这么坏；好久以前我的叛逆，就像现在。请你们原谅我，不必不必为我担心，我有我的理由，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不是坏小孩。”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青少年学生的这种变化以及他们与师长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和感觉，也并非青少年学生自己的呼唤，它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并且上升为一种新的理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专门就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提出非常著名的“代沟”理论。更加重要的是，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根据年轻人与前辈之间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

所谓的前喻文化，强调的是青年人向年长者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由于年轻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进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与观念，故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和代际关系中，是否出现或正在形成这样的“后喻文化”，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师生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它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因素，需要进行综合改革。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型师生关系的建设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师生关系的矛盾和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和抓手，也给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各种教育关系，尤其是建立新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作者：谢维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摘自《人民教育》杂志2016年第2期